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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进两学一做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

2019-12-09 20:30 来源:搜狐

  习近平:推进两学一做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

  离退休干部局局长、党委书记、老年大学校长薛全福和副局长、老年大学副校长郑飞参加了各学习班的结业式。合唱、舞蹈、空竹、手工制作、摄影、时装模特等学习班以演出或作品展览的方式汇报了学习成果;书法、绘画学习班举行了结业笔会,30多位老同志挥毫泼墨,创作50多幅书画作品。

  部领导田学斌、田野、周学文、陆桂华、叶建春、魏山忠,原部领导矫勇、蔡其华,老领导杨振怀、王继兴、张春园、周文智、朱登铨、索丽生、周保志,总规划师汪安南出席会议。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全面从严治党、纠正“四风”提供了制度依据。

  治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及其表现形式之一的官场“大忽悠”,制度规范不在于多,而在于管用,在于具有可操作性。因此,应当加大对“忽悠”行为的惩处力度,使惩处足以起到震慑作用,进而在全社会形成“视‘忽悠’为畏途”的制度环境。

      发言。例如,有的制度和规则设定的目标和标准过高,大大超出了实际所能达到的水平;有的制度和规则缺乏刚性指标,要么模糊不清、可以作出多种多样的解释,要么存有明显的漏洞和瑕疵,从而给投机者、“大忽悠”留下了可乘之机。

我们要坚定不移、始终不渝、持之以恒抓好“组织力”提升工程,确保基层党组织始终成为引领基层社会各项事业改革发展的“火车头”和“领头雁”。

    参会女职工认真学习,积极互动,愉悦交流,大家一致认为,此次活动内容形象生动、实用性强,让大家在边学边做、学做结合中提高心理调控能力,找到自我放松减压的方式方法。

    3月13日,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公司党组召开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集体约谈会,切实推动主体责任落实,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大家纷纷表示,利用春节回乡探亲访友的机会,深入田间地头、农家炕头,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有利于增进与农民群众的感情,促进工作落实。

  要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作为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脱贫攻坚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多建有用之言,多提务实之策,帮助部里改进工作,为中心工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

  新常态下,机关兴起加班热潮,“白加黑”“五加二”成为常态。二是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基层基础保障是基层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重要支撑。

    当然,“头雁效应”不仅仅只是一只“头雁”发挥作用,也需要群雁积极响应,因为每一只大雁都是雁群矩阵的一员。

  要把促进农业农村经济改革发展作为发挥作用的着力点,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脱贫攻坚等重大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多建有用之言,多提务实之策,帮助部里改进工作,为中心工作科学决策提供参考。”这些认识误区显然会给全面从严治党带来阻碍。

  

  习近平:推进两学一做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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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进两学一做要抓住关键少数,抓实基层支部

  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3月7日下午,科技部直属机关工会、直属机关妇委会举办了“心理健康知识讲座”,邀请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第六医院)王华丽教授专题授课,直属机关工会主席杨月明出席并作总结。


来源:走向世界丛书

宣统二年(1910)二月,他自上海出发,经南洋,入红海,抵伦敦,游历欧洲数月,再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日本,耗时十个多月,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

原标题:张元济的环球之旅

张元济(1867—1959),字筱斋,号菊生,海盐人。著名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奠基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任刑部主事和总理衙门章京。曾参与戊戌变法运动,变法失败,被“革职永不叙用”。此后他定居上海,历任南洋公学中文系主任、译书院院长、公学总办等职。

张元济(1867-1959)

20世纪初,张元济进入商务印书馆,历任编译所所长、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在他的主持经营下,商务印书馆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出版企业。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在晚清及民国时期,精心选择、组织翻译出版了一大批外国学术和文学名著,引进西学、介绍新知,对中国的翻译出版事业影响巨大。

上海商务印书馆员工在校对书稿

与此同时,在他主持下,商务还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工具书。如1915年中国第一部新式辞书《辞源》问世,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他组织编纂的《四部丛刊》《 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丛书集成初稿》四大丛书,在中国文献学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精良的编校质量,足为后世出版之楷模。

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书影

他还组织编写出版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全套教科书,为当时的中国教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商务印书馆,从一个手工式的印刷小作坊,在张元济的带领下,成长为一个影响力巨大的出版巨擘。

20世纪30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总厂全景

宣统二年(1910)二月,他自上海出发,经南洋,入红海,抵伦敦,游历欧洲数月,再渡大西洋,前往美国、日本,耗时十个多月,做了一次环球考察旅行。留下来的足迹便是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和编者辑录的两个附录。

张元济《环游谈荟》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续编)”

《环游谈荟》记述了他从上海出发到达英国伦敦的经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关于南洋贩卖“猪仔”的描述。舟过厦门,作者发现下船舱的一千七百多人不正常,便开始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了解,才知道这是一批被骗掠到国外去做苦工的人。

被“卖猪仔”出洋务工的华人

他通过同船一骆姓广东人的描述,知道了这些“猪仔”的大致情形:

“新嘉坡猪仔馆在金镑、牛车水等街。厦门、香港等处,皆有经理人,勾引贫民,劝令出洋谋生, 并为之代给川资(闻约须银钱十圆),遣伙押送,沿途守视。既至新嘉坡,入居猪仔馆,严禁出入。 有招工者至,馆主与订工价。议既成,则拨所需人数与之。每人岁得工价,约银钱四五十圆,然本人一无所得,尽以畀馆主。除川资及宿食费外,是一人可赢三十馀圆也。猪仔受雇后,赴英官(汉名曰华民政务司)处订合同。英官询被雇者愿否,若不愿,则缴还馆主十六圆,即可自赎。然猪仔至此,安从得钱,亦惟有饮恨吞声,俯受约束而已。既订合同,雇主絜之往,或垦荒,或开矿,工作之苦,殆难言状。满一年,去留可自由。如续订雇约,则工资可为己有,然前此一年之中,不名一钱,偶有所需,必贷诸雇主。雇主辄勒展受雇期限。尤可痛者,则凡猪仔群集之处,无不有妓寮、 赌场、 烟馆窟穴其间,若辈庸愚,乌知自爱,身入其境,大半沉溺。耗财愈多,积债愈重,而雇主之束缚,永无了期。间有能自振拔者,似可有出于幽谷之望矣,不幸雇主不仁,又为之转售他处。 呼吁无门,隐忍受命,其展转而死于沟壑者,不知凡几矣。吾闻此言,吾愈心痛。”

因为“心痛”,所以他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接近关押这些苦工的船舱,甚至想要等到船到新加坡后跟踪一探究竟。只是后来出现变故,未能成行。在附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也用“我国出洋的苦工”一节谈到了这件事,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程度。

张元济的环球旅行到过的地方不少,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只刊登了两期就中止了,所以这里收录的《环游谈荟》只是记述到达伦敦后便没有了。

刊登在《东方杂志》上的《环游谈荟》

而其在朋友的欢迎会上所谈被记者记录的《环球归来之一夕谈》所谈则稍微丰富一些,谈到了他所到过的国家一些新奇的事情。他讲述到的一些事情,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可资研讨的史料。比如前述被掠至国外做苦力的劳工,比如柔佛国赌馆中随处可见好赌的华人,比如国外的中国古书,比如美国的幼童犯罪学堂,比如国外的实物教学、劣等学生的教育方法、残疾儿童教育等等。特别是一些关于教育的内容,不少至今也还有借鉴意义。

因为在从事出版,所以张元济对失落在国外的中国古书也非常关注。在《环球归来之一夕谈》中,有两节讲述了他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看到的中国古书情形。有一句话最能表达他的心情:“最刺心的是我们一千多年前的古书竟陈设在伦敦的博物院中。”因此,他在巴黎见到伯希和(用极为低廉的价格从老道士手中弄走了大批敦煌经卷的法国博士)时,对于这些敦煌古卷,便“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

流失海外的敦煌文献

我们且引录这段文字,来看看当时的具体情形:

“英人史泰音先在我们敦煌县石洞里得了古书,运到本国,被法国一位博士名叫伯希和的知道了,也亲到敦煌游览,步他的后尘,从一个老道士手里得了许多。听说不过费了二三千圆。伯希和对我说:“老道士在石洞里把这些破纸起了出来,并不当他是个宝物。如我不去,恐怕就要被他烧毁了。”

我到了法国的京城巴黎,便去访伯希和,邀他同我到图书馆内去看。他们看得这些古书很郑重,不轻易许人去看的。我见敦煌来的古书陈设了几大间屋子,都用镜架镶好了。每一卷子用一个木匣,挨次藏着,其馀没有理清的还堆在桌上,我没见过。记得有一种唐人写的《论语》,翻阅几页,和现在的本子多有不同,可惜没有工夫细看,看也看不得许多。我已经同伯希和商量停妥,陆续照了相寄回中国,将来还要设法印出来,请大家赏鉴。”

史学家陈垣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敦煌文物先后被英国人史泰音(斯坦因)和法国人伯希和以极低廉的价格掠取,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文献上的一个重大损失。更让人痛心的是,清政府在有识之士的疾呼下采取措施抢救出一批,却又被一些利欲熏心之辈巧取豪夺,流失不少。此后,时局动荡中又被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多次掠夺。据有关部门统计,流失在国外的敦煌文物有四万多件,国内残存的只有一万多件。研究敦煌学,却不得不到国外的博物馆参观借阅,实在是一件令人伤心之事。张元济所说与伯希和商妥,照相回国设法印出来之事最后似乎不了了之,并没有能如愿。但他应该是中国第一个在国外见到这批文物之人。作为一个有识之士,目睹流失国外的古文物,不可能不感到“刺心”。

《环游谈荟》曾发表在1911年上海《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一号、第二号上,并未连载完,不知何故中止了。《环球归来之一夕谈》原载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出版的《少年》杂志,《张菊生之教育谈》原载宣统三年六月(1911年7月)出版的《神州日报》。两篇均系记者记录的讲演稿。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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